德云社曾经低估过成都人对“好玩”的接纳程度。
那是年的8月，德云社正在准备成都站巡演，而人们对演出效果的预估并不乐观：首先是场地远在郊县，需要观众额外付出大量的时间和交通成本；其次是相声太富有北方方言色彩，很多南方观众根本听不懂。
但到了演出当晚场内几乎座无虚席，这让郭德纲不由得在开场感叹：“你们怎么变得这么爱看相声了。”
到了年，伴随着《吐槽大会》爆火的脱口秀演员接盘了这样的成都市场：无论是今年2月由史炎领衔的独立商演，还是4月份作为音乐节分会场的闭门演出，即使在不做大规模宣传投放的情况下，门票依然是很好卖的。
但这种体验却意外地仅限于“观众层面”。当人们试图将热情转化为生产力，很多事实似乎在暗示：在这样一个不需要标准普通话的艺术形式里，在这样一个曾经孵化出“选秀文化”、“嘻哈文化”的娱乐城市里，在脱口秀这件事上人们似乎更愿意欣赏而不是参与。
这显然有违我们的判断——李诞们“具象化”了这种新娱乐方式的成长潜力，但却在最娱乐的城市里混乱得像个“江湖”。
现状：“观众开路虎，我却喝不起乐虎”
脱口秀行业的“江湖”色彩，像极了中国历史上“最江湖”的两个时期：春秋战国和晚唐。
这是两个没有绝对权威的时代，诸侯与诸侯之间、藩镇与藩镇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实力制衡：一技之长更容易出人头地，也没有人甘心受到规则的制约——这让个人色彩浓厚的“侠客”成为了生活新可能。
所以你看金庸先生的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，没有一个设定在藩镇制度出现之前的历史环境里。
脱口秀行业的现状也同样如此：表演方式上的低门槛、表演场地上的随机性、受众人群的平民化，不仅让演员们难免陷入“文人相轻”式的彼此不服，就连普通的参与者也能够从容地在“观众”和“演员”之间切换身份。
或许对北上广这样集中资源的大城市来说，是一种文化繁荣的标志；但在深居内陆、难免滞后的成都市场，却成为了最天然的劣势。
（图）除了门口写着“脱口秀”的KT板，成都人更愿意去酒吧的楼上坐坐，俗称“搓麻将”。
劣势最直观的表现之一，是俱乐部几乎没有决定自己“作息规律”的主动权。比如作为成都唯三可以稳定演出的脱口秀俱乐部，“无趣”不仅愿意将自己的演出场地安排在西华大学的某个咖啡店里，还将时间安排在了工作日的周三。
要知道西华大学坐落在成都的郫都区犀浦镇，其区位条件大概相当于北京人民心中的通州、上海人民中心的崇明，总之是一个会被上班族归类为“出远门”的地点。
所以这种“非常规选择”的唯一可行解释就是为了照顾学生们的观看，因为只有学生们有闲没钱，不会像城里面穷且优雅的社会人那样，总是想着去参加其他更酷更容易社交的娱乐方式，让辛苦争取来的场地和演员资源白白打了水漂。
另一个劣势是参与者有太多在专业技能上“白手起家”，这是多吉的直观感受。
在他参加的那个俱乐部里，身边的演员有满是纹身的龙虾馆服务员；有自己设定了“变态”标签的医生；唯一一个看上去专业很对口的相声演员，在相声没坚持下去后去当了《前任》1、2的制片人，至于后来再捡起话筒说脱口秀，主要是因为《前任3》没有让他跟投。
多吉觉得这也有个好处，因为“标签本身也能成为段子，让每个演员都要讲符合自己身份的话，让自己有辨识度”。就像郭德纲不用解释，观众就知道于谦的爸爸应该叫“王老爷子”或者“欧阳丹青”先生一样，时间长了就能形成“梗”，而“梗”是每个小众文化圈逆袭的重要基础。
但“没钱更多消费的观众”和“不以此为生的演员”两两相加，直接导致了成都脱口秀行业整体上的“穷”，涵盖行业的体量以及演员的收入。
多吉的同事小田就把这种现状改编成了段子“你们开路虎，我却喝不起乐虎”。
这句话像极了愚人节时假借“开玩笑”之名的表达，因为回到舞台下的小田还是有些不甘心：“说脱口秀是为了好玩，以及钱。但我太高估自己了，因为我没赚到钱。希望演完能打车回家，而不是附近找个网吧凑合一宿。”
而小田也不是唯一一个将“穷”编成段子的脱口秀演员。俱乐部的开放麦主持人蔡师傅，就总是在演出中反复提到“0.01”这个数字。
所谓0.01，具体是指俱乐部每周六开放麦的票价，累计卖出了份。另一个定价0.01元的城市是重庆，销量是份；而所谓开放麦，就是演员试段子的演出，就像电脑自带的游戏“扫雷”。演员们通过真实的观众、观众的反应，一点点去试探观众的G点。
蔡师傅觉得0.01的票价是绕不过去的梗、也是很难提上去的门槛，因为“可惜的是，有时候观众不得不体验到那种被雷炸掉的感觉。”
（图）一场脱口秀的最低消费为10块钱，是建设路商圈周末夜晚最划算的打发时间方式。
当然他们也有办法弥补一下门票上的大出血，比如演员们会插播一些提供演出场地的商家植入。这种通过B端补贴来反哺C端市场的作风，颇有当初滴滴、饿了么以及现在的瑞幸咖啡烧投资人的钱以教育用户、抢占市场的作风。不同的是，成都的脱口秀不像它们一样有投资，但又不得不教育观众。
然而帝都北京和魔都上海比成都脱口秀高的也不仅仅只是票价。
以北京市场为例，脱口秀已经能做到天天有开放麦，周周有商演。笑果文化在去年获得近一个亿的投资；早在年，北脱也已经有了商演，首场就卖票近张；而在成都，每周仅有的两场开放麦，路费都得演员自己掏；在比年晚了5年的今天，商演来了两百多名观众在演员们看来也是件“出乎意料”的事。
所以要描述成都脱口秀行业的现状，确实是一个外表已经在地上，但也只能“跑江湖”维持生计的“穷日子”，穷到北京年的数据，已经足够年的成都羡慕。
好在关于0.01的解释，在蔡师傅口中听到更加“乐观”的解释：“我们也是在做环境基础，有群体懂得单口喜剧精神，观众们有了自己的喜剧审美就好办了。”
反思：“成都的脱口秀演员，垃圾”
小田也对成都脱口秀产业的穷有过反思。最后他得出了一个自黑式地结论：“最主要的、根本的、内在的原因是成都脱口秀演员太垃圾，我们深感惭愧。”
事实上，同样自嘲的说法在每一场的开放麦演出的主持人口中也会听到：
“0.01能听到什么好东西，是吧？”
“你们就是来找不痛快的。”
“没吃晚饭吧？没事，听吐了待会儿宵夜可以多吃点。”
这种开场白不仅是在给观众打“预防针”，一定程度上来说，也是在降低观众的预期。
蔡师傅告诉我，成都的线下演出是从纯粹的兴趣交流开始的，大多数演员都是业余时间来参与，所以演员的进步多来自自我探索和彼此交流，并没有经过所谓的系统培训，天然地和北上广的演员群体存在差距。
与此同时，目前的脱口秀多是单口喜剧（StandupComedy），属于脱口秀的一个分支，是相对西化的幽默方式，多从自己的生活中取材，经过一些写作方法加工成段子。其真正内涵在于用大家都能接受的、幽默的方式针砭时弊，或是讨论一些新闻和社会问题。
所以不光是成都，其实北上广的脱口秀是在“收着讲”。只不过相应地，成都这座城市虽然以麻辣、牙尖、尝鲜闻名，但由于起步晚、市场环境成长滞后，导致脱口秀行业还远远没有到“麻辣”的本土体系相融合的地步。
在理论之外，这种滞后的无力感在今年4月的商演中有过一次间接体现：
当时一名来自广东的脱口秀演员回忆童年“穷日子”的时候说，“90年代县城里开麦当劳是很牛逼的事，巴不得带着香港亲戚去炫耀一下”，而观众只笑了一半，因为他的后半句是“薯条汉堡可乐，就是当时人们心里西餐界的三个xx”，非常自然地垮掉。
（图）《脱口秀大会》的演员王勉、穷小疯和张博洋的商演，也只能支撑不到百人的室内小型演出。
成都的观众肯定有人能听得懂这个梗，但地缘上的“天高皇帝远”早已让成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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