知道马拉的名字，是在上世纪最后一年。作为重庆直辖后的外省青年，我像一条犟牛，从蜀南中等城市，直奔这座火炉、雾都和山城。此前，我对重庆的了解，仅限这三个难说好坏的“绰号”。当然还有火锅，准确说是带给我们一家人麻烦的火锅底料。刚出汽车站，灰蒙蒙的天空下，就有群“棒棒”呼啸而来，代表三千万重庆人迎接我。跑在最前面的两位瘦削中年男，不由分说地卸下我的双肩包，并争夺起来。我平生第一次做了回裁判，让面善的大哥帮我拎着。给我拎包没多少好处。上出租的刹那，我给了他五元现钞。看上去，他有些懊丧。可一眨眼，他又捏着竹棒，一脸兴奋地冲向了别处。当时我想，实在不行，这事儿我也能干。但我很快开始了梦寐以求的写字生活，当时觉得天遂人愿，后来觉得，整天挎个包游走街头，跟棒棒也差不太多。这之后，我不知从哪儿听到了马拉的名字。我第一反应就是，这哥们肯定牛高马大、力气不小。听说他就职于《新女性》杂志社，我就觉得乃父真有远见和格局，取名时，就甘让儿子为新女性作牛作马。这倒也符合重庆男人的集体意识（或无意识？）。当若干年后，我和马拉，成为并不碰头也不说话的同事，才知道这是他的笔名。他原本姓郭，郭沫若的郭。记得我们第一次说话，是年，我受人之托，作为马拉的小同事，拿了篇学生作文请他发表。那篇小作文，肯定比现在董宇辉的差远了，但我乐观估计，他是签发了的。就像十多年后，由他一人为我主持的“马拉诗歌鉴定中心”（该中心由我命名挂牌）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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